肝细胞癌是我国疾病负担最为沉重的恶性肿瘤之一，据国家癌症中心报告，2022年我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位列各种癌症新发病人数第4位，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位列第2位。肝细胞癌是原发性肝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近日，多名医学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肝细胞癌长期以来对我国患者生存和医疗体系构成严峻挑战，但随着诊疗理念和创新治疗手段的进步，其治疗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患者开始看到“长生存”的可能。
特征鲜明的中国肝癌诊疗挑战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教授谈到，肝细胞癌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整体5年生存率偏低，长期以来我国都面临着肝癌诊疗的重要挑战。
与欧美国家和日本相比，中国肝细胞癌患者还具有鲜明特征：约80%的肝细胞癌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黄曲霉素、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酒精性肝病等也是重要发病因素。
钱塘学者、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秦叔逵教授表示，许多中国患者在肿瘤发生前就已存在基础肝病，而这种“基础肝病与恶性肿瘤并存”的状态，使肝癌的诊断、治疗和长期管理更复杂，对药物安全性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国在肝癌外科治疗领域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对不能手术，或在手术及局部治疗后出现复发的患者，需要将系统治疗方案纳入整体治疗策略。“多数传统化学药物对肝细胞癌的疗效有限，”秦叔逵教授解释，“含奥沙利铂方案的系统化疗方案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肝细胞癌的治疗选择，但从整体来看其客观有效率和生存获益仍有限”。
“此外，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是肝癌诊疗的又一重要进展，可通过抗血管生成等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并延长生存，但单药治疗的获益仍存在局限。”秦叔逵教授进一步补充。
双免疗法带来长生存希望
PD-1/PD-L1单抗、CTLA-4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以及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的联合方案不断完善，为患者带来了更多治疗选择与长期获益的可能。
樊嘉院士解释道，肝细胞癌免疫微环境复杂，肿瘤细胞可通过多种途径抑制免疫反应。而双免治疗通过作用于免疫反应的不同环节，可协同增强免疫系统对肿瘤的识别和杀伤能力，从而提高治疗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秦叔逵教授生动比喻：“双免治疗一方面通过CTLA-4单抗‘松开刹车’，解除免疫抑制；另一方面通过PD-1/PD-L1单抗‘踩下油门’，增强T细胞的杀伤作用，两者相辅相成，提升抗肿瘤免疫效应。”
双免治疗的出现及其背后的临床数据支撑，带来的获益已不仅体现在症状改善或短期生存延长上，更表现为生存时间尺度的变化。秦叔逵教授表示，“过去我们讲肝癌，是以天、以月来计算生存；而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部分患者的生存进入以年为单位的阶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随着系统治疗理念不断更新，免疫治疗不仅从单药走向联合，也在向更早期疾病阶段前移：一方面，靶免联合、双免联合及免疫与介入、放疗等局部手段的协同应用持续拓展；另一方面，围术期辅助与新辅助等策略也在加速积累证据。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探索已从肝细胞癌拓展至更广义的肝胆肿瘤领域。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也发表了由我们中山医院团队完成的新辅助治疗可切除高危肝内胆管癌（ICC）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国际上首个针对高危可切除ICC的多中心随机对照新辅助治疗研究。”樊嘉院士说。
立足本土为全球贡献“中国经验”
基于我国肝癌患者基数大、疾病类型复杂的背景，中国学者已逐步探索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肝癌防治策略与诊疗路径，为全球肝癌防治贡献“中国经验”。
去年，樊嘉院士等中国专家牵头，联合全球专家在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肝癌防治委员会重大报告，系统提出应对全球肝细胞癌疾病负担的综合策略。这是首个由中国专家领衔的《柳叶刀》全球性重大疾病挑战系列报告。
展望未来，肝细胞癌的防治仍有诸多关键问题亟待突破。樊嘉院士分析，未来应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并同步加快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
秦叔逵教授认为既要“仰望星空”，在关键机制和靶点上寻求突破，也要“脚踏实地”，充分科学、合理地组合应用现有药物和治疗手段，不断改善患者的现实获益。此外，两位专家也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已逐步从辅助分析到参与决策，有望在未来的肝癌诊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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